“无问西东”,出自清华大学校歌。1923年,清华大学高等科国文教员汪鸾翔先生应征写的歌词,第三段开头讲“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抒发清华学子要在各自学科中做出不朽建树的豪情。这里的“无问西东”当指立德立言要超出传统的东西学之上,取得世界级的成果,建立不朽的功勋。
二十年前,我初入北大求学,做的第一个课题就是西南联大时期留美学人口述史研究。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采访着名生物学家曹宗巽先生。曹先生是着名的植物生理学家,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在清华园学习仅仅一年,全面抗战开始,他们辗转南下,先到长沙,后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完成学业并留校任教。1945年获奖学金赴美留学,1948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植物学及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亚特兰大大学任教。在美期间,曹先生在植物有性生殖过程中的生物化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被美国同行誉为这方面工作的奠基者。1951年春,曹先生克服种种困难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是我国植物有性生殖生理研究领域的先驱和开拓者。
1999年仲春时节,在北京中关村甲25号楼见到已是79岁高龄的曹宗巽先生,当时先生身体还很健朗,耳不聋,眼不花,只是背有点驼。我问先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在美国生活条件优裕,科研条件和前景那么好,为什么想到回国呢”?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说:“我先不回答你,我也给你出一个题目,等你弄清楚了,你再来问我这个问题。”“西南联大是怎么成立的,一共培养了多少学生,它在我们民族发展史上有怎样的地位?你搞清这些基本情况,相信你对这个问题会有更深的理解。”
我回到北大,一头扎进图书馆,把西南联大的资料翻个遍,做足了功课,还写了几页纸的书面材料。带着这些东西,第二次来到曹先生家。还没等我开口,先生先说话了。
曹先生边说边思考,像是在回忆着什么。“回首过去的岁月,一生最难忘的是抗战那段历史。1937年6月,北平局势已经很紧张,学校放暑假,大家都在买车票准备回家,没有人意识到北平一别,将开启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回到济南,在家中度过了一段闲适的时光,‘七七事变’打破了岁月的宁静,我时刻关注局势的发展,到处打听学校的事情。”
“长沙临时大学成立和学生限期报道的消息,经过报纸、教育部门的信函和同学的口信传来,各地的同学日夜兼程,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奔向同一个目的地。”曹先生说:“我和济南的几名清华校友相约启程,辗转南下,经火车到浦口,换轮船溯江而上。因当时淞沪会战已经打响,长江上很多运送军队、物资的船只优先通行,我们的船走走停停,近一个月才到武汉,从武汉又换火车,到长沙时已经10月中旬。”
“在长沙安稳日子没过几天,敌人飞机轰炸就开始了。”曹先生说:“1937年11月24日,长沙首次遭到日军轰炸。随后的空袭隔一两天就有一次,后来,一天空袭警报响几次,校园里一日数惊,师生已无法安心上课。学校开始酝酿迁往云南,次年1月得到政府的批准,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当时交通状况,无论陆路还是海路入滇,都必须绕道越南。学校决定兵分三路,大部分教师及家眷、女生和体弱的男生沿粤汉路经香港、越南进入云南,我就在这一路入滇大部队里;另一路是乘坐汽车,沿湘桂路经广西镇南关、越南进入云南;最艰苦的是第三路,由280余人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其中有13名老师,他们沿湘黔公路步行进入云南。”
“我们是1938年3月到达昆明的,随后另一路师生也很快来了,但旅行团迟迟没有赶到,大家都在想他们徒步行军可能遇到了很多困难。4月28日,旅行团终于到达昆明。”曹先生回味悠长地说:“徒步3500多公里,真是历经千辛万苦啊!”临时大学迁徙昆明,长途跋涉的经历成为西南联大的精神财富,也成为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青春飞扬时,遭遇到战争的磨难,经历战火的洗礼,还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呢?
资料显示,从1937年8月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到1946年7月31日国立西南联大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在校学生总共8000人,培养毕业生3343人,投笔从戎参军的学生有834人。联大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54人(学生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全是学生),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还有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若干人。我问先生:“在战火连天的岁月,西南联大是怎么培养出这么多优秀人才的?”
曹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轻声哼起了联大的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我们是用战斗的精神学习的。”曹先生感慨地说,西南联大在艰苦的条件下,老师是在用心教,学生是在全心学,这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怎能不出人才?
“回到你第一次提出的问题,现在你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没等我回答,曹先生接着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水陆、陆路、徒步,7500公里,一代学人在体味家国之难、加深家国情怀的同时,也明确了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追求。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后,虽隔万里,我们却一直关注祖国的建设。当看到美国华文日报上刊登的周恩来总理号召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消息后,我们毅然决定回国工作。当时没考虑生活待遇、工作条件这些东西,联大校歌说的很明白,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学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是当时国外学子的普遍心声,理所应当啊,犹豫什么?新中国再难再苦还能难过抗战,苦过抗战吗?”
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从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有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而这里面很多曾是西南联大的师生,曹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先生虽然早已仙逝,但其精神犹存!前辈们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将自己的一生献给钟爱的事业。如今,缅怀他们的功绩,已成不朽!历数他们的学术成就,为国家作出的杰出贡献,精彩诠释了清华校歌中“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聂义峰 作者单位:中央纪委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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